公民黨與銷售稅有什麼關連？
間中留意政治新聞的人，會答得出：公民黨當中政治能量最高的大狀，出於右派、建制派、以及自詡為執政黨的心態，心裡面支持開徵銷售稅，但礙於選票及黨內基層派的道德高地，只有藉稅項技術內容而提出原則上的反對。
極度緊貼政治新聞，甚至掌握政治脈膊的人，聽到這個問題，可能會答：特首選舉，或者精確一點的答案是「民望戰」。
看到這裡有點不明就裡的人，就先讓小弟在這裡談談來龍去脈。12月4日，星期一，多份報章突然收到一封電郵，裡面有一條link，是一名自稱公民黨黨員的blog，裡面寫有一封自稱向公民黨高層直諫的公開信，內容主要是兩點，一是公民黨高層多次拜會台灣，他認為不應該收受台灣資金，影響跟中央關係，從而做不到執政黨；二是公民黨在10月聘請美資公關公司APCO幫梁家傑做選前的工程，但吳大狀又收到APCO要求公民黨對外宣稱該公司工作跟選舉無關，吳在執委會上要求黨員統一口徑，又在某場合提及這公司工作不應負責選舉開支。那自稱公民黨黨員認為，這涉嫌故意逃避申報，以免選舉開支爆煲，是知法犯法，要求對方懸崖勒馬云云。
翌日，多份報章以大篇幅報道此事，矛頭直指公民黨的誠信問題。同一天，政府早上行政會議加插特別議程討論銷售稅，連管財經事務及庫務的局長肥仔馬，都事前不知就裡，各行會成員要早到一小時去看文件，看完後嚇一跳，原來是銷售稅諮詢因民意反對而要「急剎車」。財爺唐英年會後公布，往後諮詢期不准再推介銷售稅，再拿回2000年鄭慕智的陳年報告，漫無邊際地討論擴闊稅基方法。當奴就出來說支持唐英年這務實的決定，唐英年就斬釘截鐵地說：「這是我的決定。」
心水清的，應該看到兩件事的關連。
公民黨梁家傑不自量力參加特首選舉，偏偏當奴不想、不屑亦不敢跟他辯論，結果人人見到梁家傑明知不可為而為之，當奴則司馬昭之心，路人皆見，民望遂此消彼長。眼見關乎到梁家傑拿不拿到100張特首選舉入場券的選委會選舉在周日就到（12月10日），中ｘ辦之流的中方人士即把握時機出橫手，借用早前跟民主黨內鬼合謀的「真兄弟」技倆，假扮好心黨員以網誌方式抹黑公民黨。
抹黑過後，翌日當奴來一招迷途知返，為老百姓心中除去銷售稅的恐怖陰影，同時這決定人人叫好，政府又可以得出順應民意的開明形象。梁家傑剛失分，當奴就出一招來得分，還輕輕將諮詢失敗的責任全卸給唐英年，這一切，都是有預謀的民望戰，時間配合得非常好。
董落曾上，這個臨時被中央黃袍加身的特首，真是坐都坐不穩，戰戰兢兢，時刻擔心有天中央要他腳痛發作，所以他上任以來，要解讀他所推行的政策的背後思維並不困難，只要牢記一個字就可以，那就是一字記之曰「短」。
短成點？就是短到只爭朝夕，一切只為一時三刻的民望，因為當奴上得特首位，只因為民望，可以連任，也只因為民望，所謂成也民望，敗也民望，民望遂成了他制訂政策的主要影響因素，甚至是唯一目的。
有為的領袖重視民意，甚至可以創造民意，卻從來沒聽過有重視民望的有為領袖。在《In an uncertain world》的回憶錄中，作者前美國財長Robert Rubin說，市場信心對政府推行政策很重要，而信心往往跟經濟表現和政策的成效有關，但又不是完全正比例的關係，於是政府面對的困難是，任何試圖去唱好經濟表現或政策成效，試圖鞏固市場信心的舉動都會徒勞無功，甚至有損政府的公信力，因此政府最終只能努力做好政策，讓政策成效成為市場信心的基礎。
將「市場信心」比喻為民望，道理也是一樣。民望建基於市民生活、經濟環境及政府施政效能等，但這些也非完全正比例關係，因為市民對這些條件都會有不同的主觀體驗和演譯（尤其香港貧富懸殊如斯嚴重）。由是者，政府想做任何事去改變民望，最終會適得其反，只落下朝令夕改的惡名，公信力受損，甚至淪為回應性政府（事實上跟現時當奴政府已差不多，他們只會就民意反彈或民粹訴求作出回應）。
如今，當奴面對梁家傑的挑戰，沒有選擇充分表現自己施政能力、鴻圖偉略的正路，卻去搞小動作，搞民望戰的旁門左道。而這種人竟然篤定是我們未來六年的特首，香港人，除了自求多福，還可以做什麼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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